史學家呂思勉說，“好文為游士，尚武為游俠?！敝袊怨疟阌袀b客文化傳統(tǒng)，但嚴格來說，自西漢中期以后，純粹的俠客階層已經(jīng)消亡。此后，俠客更多是作為一種精神境界、一種文人想象而存在。
歷史上的游俠階層，常游離于正統(tǒng)秩序之外，甚至被統(tǒng)治者視為秩序的破壞者。但他們以“言必信、行必果”的信條，在民間留有千古傳頌的俠義佳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開創(chuàng)性地為游俠立傳，讓朱家、劇孟、郭解等名字跨越兩千余年依然鮮活。今天，肝膽相照、萬丈豪情的俠義精神依然是現(xiàn)代人的精神寄望。人們向往“說走就走的旅行”，向往海闊天空自由不羈的生活。其緣由何在？
12月28日，香山書院“無問西東”系列課程繼續(xù)開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偉帶領市民讀者走近歷史上的游俠，探尋俠義精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內(nèi)涵與流變。
司馬遷筆下的游俠群像：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司馬遷為何要為被正統(tǒng)排斥的游俠著書立傳？劉偉認為，這源于他對游俠精神內(nèi)核的深刻洞察。在《游俠列傳》開篇，司馬遷便為游俠正名：“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這些游俠或許不被官府認可，甚至被視為“流竄作案”的危險分子，但他們重諾守信、舍身取義的品格，在司馬遷眼中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在司馬遷筆下，漢初游俠朱家堪稱俠義精神的典范。朱家與漢高祖劉邦處于同一時代，秦漢動蕩之際，以一己之力救助了數(shù)百位受迫害的豪士，養(yǎng)活的貧苦百姓更是不計其數(shù)，但他自己卻過著“家無余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的節(jié)儉生活。更難得的是，朱家從不夸耀自己的善行。即便自己救助過的人后來封了王，他也不給對方報恩的機會。這份施恩不圖報的境界，很是難得。
洛陽游俠劇孟同樣以俠義聞名。劇孟的行事風格與朱家一脈相承，接濟他人不求回報，默默行善卻影響力巨大。劇孟母親去世時，很多仰慕他的人不遠千里前來吊唁，而他去世后家中財產(chǎn)竟不足十金。劉偉表示，劇孟雖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以平凡的善舉踐行著俠義之道，成為民間秩序的隱性維系者。
與之相比，漢武帝時期的郭解是更復雜、更真實的游俠代表。作為司馬遷的同時代人，郭解的形象立體而多面。他出身游俠世家，父親因俠義之事在漢文帝時被處死。郭解年少時陰賊狠厲，睚眥必報。成年后的郭解卻發(fā)生了巨大轉變，“折節(jié)為儉，以德報怨”，廣施恩惠而不求回報，天下游俠紛紛依附。有人對郭解箕踞而視，這種在古代極為傲慢的姿態(tài)，郭解的門客欲殺之，郭解卻反思是“吾德不修”，不僅沒有報復，還設法幫此人免除了徭役。
不幸的是，郭解的俠義之名最終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漢武帝為打擊地方豪強，下令將關東豪強遷徙至茂陵。郭解家貧本不符合遷徙條件，但因名聲太大被漢武帝點名遷徙，最終落得滅族的殘酷結局。
兩漢史家對游俠的兩極評判
司馬遷在記述郭解時感慨萬千。作為游俠，他讓“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必是其俠義精神廣被稱頌。司馬遷為他的遭遇和結局感到惋惜。但這種觀點遭到了后世史家的反對，形成了關于俠義與秩序的爭論。
劉偉提到，班固在《漢書》中批判郭解“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認為他的行為違背道德，殺身亡宗是咎由自取。他還提到，“戰(zhàn)國四公子”這類游俠不過是“借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比如信陵君竊符救趙，本質上是“竊符矯命，殺將專師”，違背了忠誠之道。班固甚至指責司馬遷違背了正統(tǒng)儒家價值觀，不該為這些破壞秩序的游俠歌功頌德。
另一位東漢史學家荀悅則將游俠與游說、游行并列為“三游”，明確將其視為敗壞社會風氣的根源。他認為游俠游離于制度之外，以個人私義取代公法，容易引發(fā)社會動蕩，與傳統(tǒng)社會“安土重遷”的治理理念背道而馳。這種觀點成為后世正統(tǒng)史家的普遍態(tài)度。
劉偉認為，史家們的爭論，本質上是對社會秩序與個人俠義的不同審視、不同取舍。班固等人站在維護中央集權和社會秩序的角度，認為游俠破壞了正統(tǒng)權威，增加了社會治理的成本；而司馬遷則更多看到游俠精神中那些超越了一般功名利祿的人性光輝，符合他一貫的寫史風格。
“仗劍走天涯”是人性永恒的追求
游俠階層雖然在漢代以后退出了正史舞臺，但游俠精神并未消失?！端疂G傳》中的武松、魯智深等人物，本質上就是游俠精神的傳承者；還有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世界，讓俠義文化獲得了更廣泛的傳播。
在現(xiàn)代社會，我們?yōu)楹我廊粫挥蝹b精神打動？劉偉認為，游俠身上的某些特質，與現(xiàn)代社會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具體來說，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流動性極強的社會，人員、資本、信息的自由流動成為經(jīng)濟繁榮的前提，這與傳統(tǒng)社會講究“安土重遷”的理念截然不同。一般來說，熟人社會對人的言行有著天然約束力。惡人作奸犯科常常避開家鄉(xiāng)，反之，有些忠良在離開了熟悉的環(huán)境后，可能也會做不體面的事。
游俠恰恰是流動性的代表，他們不受地域的限制，以個人信譽作為行事準則，這與現(xiàn)代社會強調(diào)的誠信精神不謀而合。在陌生人社會中，“言必信，行必果”的誠信品質，正是維系社會運轉的重要基石。
更值得一提的是，游俠精神中蘊含著對自由的向往、對束縛的反抗，這是人性永恒的追求。有人渴望“仗劍走天涯”，有人向往“說走就走的旅行”，本質上都是對眼前的、固化的生活模式的突破，對天馬行空、自由瀟灑的向往。當然，這并非鼓勵人們違背法律和道德，而是提醒我們在遵循社會秩序的同時，保持對個性的堅守和對理想的追求。正如司馬遷所推崇的，游俠精神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彰顯了人性的光輝，即便在一個強權壓制、利益交織的世界中，依然有人堅守道義、秉持良知。
編輯? 張倩? 二審? 韋多加? 三審? 陳浩勤
